老調重彈：EPON還是GPON？

        當今電信行業中的FTTx網絡中有兩種技術在國內進入白熱化競爭階段，那就是EPON與GPON。EPON與GPON就如同當年的窄軌和寬軌。盡管“寬軌”的GPON在全球看是主流的技術，但在當前看來“窄軌”EPON要便宜一些。選擇EPON至少從建設成本看好像不成問題，至于將來FTTH大規模發展GPON比EPON便宜的時候，光纖網絡可以重用，那時完全仍可以改用GPON技術。

以史為鑒論是非 

        EPON與GPON選擇，除了經濟原因外，還隱含著一個話語權爭奪的問題。類似于閻錫山修鐵路是阻止海外資本進入山西，“中國發展EPON可以提升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日前，筆者偶而得閱國內知名電信設備商中興撰寫的文章《EPON、GPON的看法》一文，文中談到“中國電信EPON標準得到了各國運營商的高度評價，為中國電信贏得了很好的聲譽”，“這是中國電信走向世界的一個契機”，“經過07、08年兩年的發展，目前的EPON規模已經達到千萬級別，對此歐美運營商十分羨慕”……。 

        各國運營商是否對中國選用EPON高度評價、歐美運營商是否十分羨慕等孰真孰假暫且不論。中興的宣傳正式切合當前國人的痛楚一一“標準話語權的爭奪”。文意暗示中國電信EPON選對了，因為國外運營商對中國運營商“尊重了”。 

        古人云，“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那么，中國選擇與歐美標準GPON對著十的EPON這一策略正確？能給中國贏得尊嚴、進而進一步贏得更多利益呢?那么，讓我們先回顧一下電信標準爭奪的歷史。


標準爭奪歷來是利益的較量

　　我們先看看電信行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織ITU-T：ITU-T是國際電信聯盟電信標準化部門，成立于1993年，前身是國際電報和電話咨詢委員會(CCITT)。 ITU組成有五類成員：政府部門(如國家的郵電部。美國例外，因為美國沒有郵電部)、得到許可的私人運營商(如AT&T，英國電信)、地區電信組織(如歐洲ETST)、電信制造商和科研組織以及其他有興趣的組織(如銀行業和航空公司網絡）。ITU的目標是“推動世界范圍電信標準化,研究標準化相關的技術、運行以及關稅問題，并就這些問題發布建議（Recommendation)”。 

        從ITU-T的背景就不難看出，它有強烈的政府背景。事實上，任何標準的達成絕都有著國家利益的博弈的影子。我們周邊也有許多鮮活的例子，拿老白姓每天看的電視來說，有NTSC、PAL、SCEAM三種制式：NTSC制式在美國、加拿大等大部分西半球國家以及中國的臺灣、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地區采用；PAL制式在德國、中國大陸、中國香港、英國、意人利、荷蘭、中東一帶等國和地區采用；至于SCEAM制式則在前蘇聯及東歐和非洲各國普遍采用。從中可以看出，電視制式的選擇實際體現了國家的政治意圖。 

        最近的著名例子就是移動3G的標準TD-SCDMA與WCDMA、CDMA2000的博弈，網上的名家評論已如汗牛充棟，無需多敘。最終三項標準被中國同時接納并分別交給移動、聯通和電信實施，3G在中國的結局體現了有關部門期望建立有利于中國標準體系的強烈愿望，也反映了歐美在標準領域話語權強大到無法忽視的現實狀況。 

        更早前的還有無線局域網安全標準WAPI，國產的WAPI推出出動了Intel的奶酪，Intel甚至游說美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中國放棄WAPI標準。此事雖然過去了數年，但IT業內人士仍然記憶猶新，迄今仍有余震，三大運營商以WLAN建設無線城幣、選擇WAPI還是WiFi標準仍然是困擾著運營商的問題。再有甚至，6C聯盟收取高額DVD授權費用，中國企業淪為苦工的報道，以及中國企業參加CeBIT展的手機、MP3等數碼產品涉嫌侵權、慘遭查抄的消息讓每個中國人感到郁悶。 

        在種種不公平的話語權爭奪中遭遇到了不平，所以國人呼喚國產標準，希望國產標準能改變話語權，建立有利于中國企業的商業規則。以至于每個創新幾乎都被賦予民族的旗號，而不管這種創新付出多大的代價、成本是否合理、方案是否最佳。我想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具體的對象和方案則需要仔細甄別和取舍，并非每個“創新”都被廠家攜裹了民意，EPON就是最近的一個典型攜裹民意的案例。 

        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需要穩扎穩打 

        事實上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非?？释殉之a業鏈的前端，郎咸平認為，真正的產業價值鏈包括了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終端零售在內的‘大物流’，再加上純粹的制造，簡單的稱之為‘6+1’。 

        目前我國的現狀是制造而非創造，大部分創新還是應用上而非原創性的，短時間內是無法改變目前處于行業低端的局面。國內目前在制造業方面絕對程度上只是“純粹制造”的角色，這些制造業的特征便是“浪廢資源、破壞環境、剝削勞工”，而大物流部門仍然控制在歐美人的手里。 

        以在東莞生產的芭比娃娃為例，美國沃爾瑪零售價9.9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國出廠價格1美金，經過倉儲物流、訂單處理、批發零售，它賣到10美元。也就是整個產業鏈中，有90％的利潤都被美國人賺走。這種產業鏈定位錯誤釀成一系列的“多米諾骨牌”現象。 

        郎咸平的“6+1”理論廣為人知，政府也心急如焚。于是就有了制造業重鎮東莞的“騰籠換鳥”計劃：政府主動推動產業升級。但遺憾的是，鳥還沒有換成，金融危機就爆發了，現在需要擔心的變成了是否會成為空籠子。 

        本輪金融危機從次貸危機開始，迅速演變成了全球金融風暴，其對世界經濟沖擊之大，超過了任何人的預期，當然正在進行國際化的中國也受到了影響。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使得專家們認清了這么一個現實：世界界從來沒有這么緊密聯系過，中國在未來很長時間內仍需要倚靠“中國制造”養活人力的人口，就業問題才是中國最大的問題，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是一個緩慢的演進過程。 

        就電信領域而言，盡管中國經濟和技術實力明顯增強，但歐美無論在經濟能力、購買力，還是在技術發展方向的話語權上都不是當前我們能夠撼動的。要建立符合中國利益的游戲規則，必須穩步前進，需要全行業，包括運營商、技術前沿研究、制造、芯片甚至原材料等整個產業鏈的參與才能完成，進而改變中國制造在低端徘徊、缺乏話語權的困局， 

        中國：參與華山論劍，還是富士山論劍? 

        我們看看日本和韓國的情況，就電信領域而言，借用中國電信總工程師韋樂平的評述：日本在通信技術上基本失敗。 

        在2008年FTTH發展戰略咨詢會，韋樂平客觀忠實的評價道：“從歷史上來看，日本人在技術上基本是失敗的。在有限的通訊歷史長河上，日本對通信標準的判斷基本上都是錯誤的，很少找到對的，包括2G的選擇，還有3G的選擇，以及交換，日本都跟別人不一樣。”而韓國的情況也基本如此。 

        現實來看，韓國與日本一樣是一個封閉的市場，標準都與眾不同。在日韓，電信設備供應商基本來自本土廠商，國際標準的通信廠家的設需很難進入這兩個國家。反過來，本土廠商盡管存在產品定制優勢，但因本土和海外市場標準不同，國內產品競爭力無法在海外市場發揮，因而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盡管日本和韓國電信非常發達，甚至領先其它國家若干年，但在國際舞臺上己看不到日韓的電信設備廠家的身影，富士通、NEC等昔日的電信設備制造巨擎卻只能固守本土。 

        回顧歷史，日韓標準異于國際標準的成因錯綜復雜，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隨著日韓經濟實力的增長，其在標準領域話語權的欲望和訴求也提升了，但因歐美長時間把持著標準的制定和話語權，日韓無法達成有利于自身的標準。于是劍走偏峰，每每采用與國際不一樣的技術，包括SONET、ADSL、EPON都是如此。 

        有個故事在電信標準業內流傳：每當一個重要標準最后截止時，NTT便率領眾日本廠家向大會提交一個日本各代表成員共同推出的增補稿。當大會主席詢問來自其它國家的成員有何意見時，人人而面相覷，于是最后就通過了，這個增補稿當然最后就成為了日本的標準。但由于只是增補稿，始終未獲國際主流廠商的采用。這個情形就有點像金庸先生《射雕英雄傳》中的華山論劍，每年華山論劍決定準的武功天下第一，但日本和韓國沒有資格參加，就成立一個富士山論劍的新組織來一較高低。 

        中國的情況與日韓又不同，中國由于基礎薄弱，因此一開始盡管被迫采用國際標準，但卻取得了遠高于日韓的豐碩成果。以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為代表的運營商全部進入TOP50；以華為和中興為代表的本土設備廠家成功崛起，在家門口戰勝了國際巨頭；尤為欣慰的是，華為、中興也趁國際標準之力，成功地打入到了國際市場。據華為披露的2008年的整體業績來看，華為海外占到總銷售額的75％；2008年中興年報也顯示，中興的海外收入占收入比重為60.6％。 

        分析來看，國內廠商取得的成果于采用國際同意標準無不相關。國內與海外主流市場統一的技術標準，相同的設備，在國內贏得了市場競爭，結束了七國八制；在海外，節節勝利，深入歐美發達市場，同樣具備強人的競爭力。 

        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國際化讓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取得了驕人成績。與十多年前電信市場剛起步時相比，中國電信運營商和設備廠商都已今非昔比。我們是要堅持走國際標準化路線，抑或是與日韓一樣，另起爐灶?個人認為，總體策略上中國還是要堅持走國際標準化道路，堅持參加國際主流標準組織和各種論壇，逐步將中國的創新滲透到國際標準的方方面面，另起爐灶對著干并非根本之道。 

        FTTx選擇EPON并非長遠之道 

        當前EPON和GPON是FTTH的兩大主流技術，這兩項技術都不是中國原創的,GPON來自于業界主流運營商控制的標準組織ITU-T和FSAN；EPON來自于IEEE，最初只在日本應用，并得到了NTT的鼎力支持。 

        由于日本的FTTH市場啟動早、應用量大，目前EPON的規模遠超過GPON。但是由于EPON標準本身的局限性，如同日韓絕大多數電信設備一樣，日本、韓國和中國的EPON設備并不兼容。盡管相對GPON而言標準復雜度的降低，使得更多的中小企業進入市場，但如果不能整合為統一標準、上千企業合并為幾大，長遠來看發展前景堪憂！ 

        但是這個命題基本是個假命題，網上流傳關于日本、韓國、中國的那個經典笑話清楚說明了中、日、韓是很難走到一起去的，這中間除了技術問題，經濟問題，還有很多涉及到地緣政治、競爭因素以及長久的歷史遺留問題。 

        相反，GPON是當前國際更為通用的標準，起步比EPON要晚，因而當前建設量不如EPON。但從今年咨詢報告看出，GPON增長速率高達200%，而EPON僅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長，而EPON的增長還主要來自于中國。隨著全球FTTx的迅速發展，GPON通用的標準作用將進一步顯現，成本隨著應用而規模下降，形成產業效益超過EPON。對于中國，穩妥的策略是選擇GPON。 

        從國內產業鏈來看，無論是運營商實力還是制造商中的華為、中興，在國際上已有相當的影響力。如果中國選擇GPON，按中國的應用規模，必將如ADSL寬帶技術一樣，大大促進中國設備制造廠家的產品成熟度和競爭優勢，為中國“設計”的“制造”設備打入海外主流市場起到直接的促進作用；反過來，如果中國選擇了EPON，則EPON設備只能為中國運營商所用，對運營商和設備廠商是雙輸的結局。 

        古人云“將欲取之，必先予之”，一語道出了當前中國在標準話語權中制勝的關鍵，如果要取得話語權，必須更加的開放，利用開放的優勢取得競爭優勢，進而掌控話語權。FTTx產業是一個深具戰略意義的產業，中國對于EPON、GPON的選擇，需要三思而行！